美国的初代反恐先锋,从柏林到伊朗的秘密特战

作者: 台海动态  发布:2019-11-23

这个单位被称为A特遣队(Detachment A ,简称Det A),当时的正式编制名称是第39特种部队作战分队,这是一支秘密的特种部队。其成员在柏林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以防苏联从东德推倒柏林墙并大举入侵西欧。一旦这一幕发生,Det A成员会躲在安全屋里,一直等到苏联军队的前线越过他们的所在位置,他们就会活跃起来,在苏军的后方进行破坏袭扰和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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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Jack Murphy 来源:SOFREP 翻译:王牌自行车

原作者:Jack Murphy 来源:SOFREP

一、后希特勒时代陆军特种部队的秘密任务

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在柏林的安德鲁斯军营,一位表情严肃的特种部队军士长在走廊里踱步点名。军队日常的列队通常都是在室外进行的,但由于当天站在大厅里的特种部队士兵所担负的任务非常机密,所以点名必须在室内进行,这样他们就不会被敌方特工监视或拍照。

“今天是诺曼底登陆纪念日,”军士长对手下的绿色贝雷帽们说,“有谁当年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想去法国参加纪念日集会?”

走廊里有很多人都有在越南的服役经历,比如MACV-SOG和Sigma计划,但在当天的队列中,只有少数人曾参与过D日的作战行动。有几个士兵,比如约翰、迪克或哈利举起了手。军士长在点名,然后走到最后一个举起手的士兵边上,开始记下他的名字“格哈德·库纳特”。突然,他的铅笔停止在笔记板上的涂写。

“等一下,库纳特? 1944年的时候你甚至都不在美国军队里!”

科诺特是第六小队的一员,他一并脚跟回答道:“我当时隶属于诺曼底的德军第七装甲部队,我想去参加聚会!”库纳特并不孤单,他的小队中还有一名德国人,在战争期间曾在U艇上服役。

上面提到的这个单位曾一度由西德·沙克诺指挥,他是一名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移民到美国,最终成为了一名绿色贝雷帽,但是这个特殊的单位里却有那么一些前纳粹分子。以参议员的名字亨利•卡伯特•洛奇命名的洛奇法案,允许在二战流离失所的人员,那些来自乌克兰,匈牙利、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这样国家的人加入美国军队,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了陆军特种部队。随着冷战升级,他们的外语技能越来越受到军队的欢迎。他们中有些人曾在参加过反对纳粹的华沙起义,有些人曾参加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有些人甚至在战争期间曾是芬兰地下组织的一员。

华纳•法尔表示:“这是获得公民身份的捷径。”“经洛奇法案加入美军的移民绿色贝雷帽可以通过查看他们的陆军序列编号来识别,这些序列号一开始都带有相同的前缀:10812。法尔说:“我敢打赌,当时这支部队里真正的美国人不超过15人。”渐渐地,随着冷战的发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的老去离开,这支部队变得越来越美国化。

这个单位被称为A特遣队(Detachment A ,简称Det A),当时的正式编制名称是第39特种部队作战分队,这是一支秘密的特种部队。严格意义上讲,根据《四国协议》(Four Powers Agreement), A特遣队的存在是不合法的。其成员在柏林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以防苏联从东德推倒柏林墙并大举入侵西欧。一旦这一幕发生,Det A成员会躲在安全屋里,一直等到苏联军队的前线越过他们的所在位置,他们就会活跃起来,在苏军的后方进行破坏袭扰和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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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

A特遣队成立于1956年,最初由4个A类小队组成,每个A类小队在柏林的北部、南部、东部和西部各负责一个任务区,后来随着冷战的发展,该单位又增加了两个A类小队。华纳 “洛奇”法尔说:“每个A类小队由11人组成,在他们之上有一个负责指挥的B类小队,整个单位在任何时候都不超过80-90人。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响后,留在敌后执行任务。”

虽然大多数人都熟练掌握三种主要的渗透敌后的方法:即通过陆路、伞降或海路潜入敌后,但很少有人熟悉“提前深入敌后”的概念。事实上部署在柏林的绿色贝雷帽已经进入了他们的任务区域,在预期的苏军大举入侵前即完成了“渗透”,等前苏联军队的前线推过柏林,他们所处的位置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敌军的后方。

冷战期间,柏林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阴谋诡计和诡计的地方。“东德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月前战争才刚刚结束。到处都是废墟,”中士约翰·布莱文斯描述,“荒废的建筑,不时有东西脱落下来,屋顶上没有瓦砾的地方露出一个个的空洞。但在西德,除了机枪在墙壁上留下的弹痕外,你几乎感受不到这里曾爆发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柏林被消灭了纳粹的战胜国所占领,这些国家包括英国、法国、美国和俄罗斯。各国都已经预见到未来的红色苏联和西方世界之间会发生冲突,因此俄国人控制了东德,西德则被其他三个国家瓜分。这一安排在数年后被《四国协定》正式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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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沙雷斯特按照当时德国的大众时尚穿着便装以混入人群

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已经对东德公民实施了严格的旅行限制,并于1961年竖起了柏林墙。对外公布修建柏林墙的理由是为了防止西方特工的渗透,但事实是,这是苏联控制柏林市民的一种方式,许多柏林市民急于逃离红色铁幕占领下的东德。由于当时与苏联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詹姆斯·怀尔德说:“柏林墙建造起来后,我们晚上都必须随身带着对讲机和武器回家。”

A特遣队被认为是一颗隐藏的宝石,是陆军特种部队中最好的任务,但是知道这个单位的人很少。通常情况下,相比其他任务分配,特种部队士兵更愿意加入A特遣队,因为在德国的工作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高级军士强烈建议他们选择这份工作。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抵达柏林的团队房间,开始听取关于“留在敌后”行动的机密简报之前,根本就不知道A特遣队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1958年,无线电修理工列兵詹姆斯·怀尔德被派往陆军特种部队10大队,尽管他个人希望继续和自己的ODA小队在一起,但最终还是被选中前往柏林。他坐卡车去了慕尼黑,然后乘火车去了柏林,几个A分遣队的成员接上了他。几年后,当他成功拿到特种部队资格并被提升为中士时,才被正式告知所在单位的任务。“这把我吓坏了,”怀尔德说,因为他觉得这份工作简直就是一次有去无回的单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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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A特遣队在一次跳伞训练前合影

1968年,当约·翰李穿着他的A类制服抵达柏林机场时,两名身着便服的陆军中尉遇见了他,并问他为什么要穿制服。“因为我是美国士兵啊!”李说。“今天不行,在这里你不是美军”接他的人说,然后把他裹在大衣里,并迅速返回基地。回到基地后,约翰·李开始负责带领第2小队。在看到任务简报之前,李对A特遣队完全一无所知。

法尔的任务,在接下来的一次轮换中到柏林学习德语,并在1971年被分配到第3小队。“赫尔曼·阿德勒是我的队长,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法尔回忆道。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过党卫军,是一名党卫军军官,曾冒着严寒暴雪从俄国杀出重围。我们称他为黑鹰。阿德勒后来又为特殊任务单位(Special Mission Units)设计了一些选拔课程,由于他的专业知识,他被美国陆军保留为上尉军衔。

到达安德鲁的兵营后,特遣队成员会发现他们看到的是相当典型的小队房间,但他们工作的建筑实际上是之前武装党卫军的基地。设施包括一个奥运会标准的游泳池,非常适合早上的体能训练和水肺潜水训练。地下室还有一个旧的射击场,据说纳粹党卫军在战争期间在那里处决了一些人。隔壁是属于陆军安全局的一栋大楼,安全局的人们普遍认为A特遣队是个暗杀单位,但事实并非如此。

1977年某夜

二、绿色贝雷帽与华约特工的猫鼠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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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李,1960-1970年间A特遣队第2小队指挥官

A特遣队是陆军于冷战期间驻扎在柏林的秘密特种部队。一旦苏军大举入侵,负责“留在敌后”任务的这些绿色贝雷帽将准备在柏林进行破坏活动。当新成员抵达A特遣队时,他们将接受其他老队员的培训和指导。

在完成特种部队行动和情报课程之后,特遣队成员也被允许参加CIA的爆破课程,在那里他们学习了各种各样鬼鬼祟祟的东西。特遣队成员也有许多机会参加外军的特别行动课程,从丹麦的侦察蛙人课程到德国的GSG-9反恐课程,最先从GSG9反恐课程毕业的美国人由韦格纳上校亲自授予徽章,韦格纳上校曾于1977年带队奔赴摩加迪沙解救了被困在德国民航飞机上的人质。

其他成员参加了德国游骑兵学校。A特遣队的士兵都有伞降资格,所以需要每月前往巴特托尔茨的陆军特种部队10大队完成例行的跳伞训练,以便保持状态,同时,他们每年还要在阿尔卑斯山进行滑雪训练。驻扎在巴特托尔兹的特种部队10大队第1营的士兵则时刻准备执行“降雨”行动,他们将通过空降方式渗透进东欧开展非常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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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特遣队成员在军营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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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循环呼吸器进行潜水训练中的A特遣队成员

A特遣队的成员在参加由海豹二队负责的,位于克里特岛的潜水课程后,将具备战斗蛙人资格。由于潜水装备必须是本地提供的,所以他们获得了德雷格LAR3型循环呼吸水肺(Drager LAR III rebreathers),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水肺,甚至于连海豹突击队都还没有进行装备。获得战斗蛙人资格后,特遣队员的潜水技能将交由德军潜水员进行指导和改进。法尔说道:“KSM(Kampfschwimmer Kompanie,德国海军特种部队)向我们提供了循环水肺的使用培训,并将他们在港口和内河潜水作业方面的专业技能传授给我们。”在此之前,在1973年,一些A特遣队成员曾使用德雷格双氧气罐水肺在柏林的运河中潜行,以寻找穿越边境的方法。

罗恩·布劳顿最初是第五小队的一名军医,也是几门武术的练习者,他向他的手下们教授徒手格斗训练。“这种训练完全是任务导向的,不是一堆花拳绣腿,”布劳顿说。“我是一个资深黑带选手,所以我以真正战斗的角度来审视徒手格斗。我们使用棍棒,刀,简易武器,手,膝盖…进行格斗,有几天我要会单独让小队进行体能训练。当然,Det A成员也进行了近距离的战斗训练,包括隐藏携带、出枪练习,甚至还训练直接从枪套里射击他们的卡尔·瓦尔特P38手枪。

A特遣队成员通常以分散的方式工作。“在那段时间里,特遣队从未得到过特种部队体系的任何有力支持,”迈克·穆里艾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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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地铁通行证

一些士兵假扮成土耳其或希腊的外来工人,被称为gastarbeiter。穆列里解释说:“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面对东德军官的审讯。”“我开始和德国篮球队打篮球,并和他们一起打了几年,”怀尔德说。“我发现他们比我年轻得多,我很难和他们在一起,但我意识到他们缺乏领导力,所以我自愿和他们一起成为他们的教练,我们一起赢得了柏林冠军。”通过与当地人交往,他得以建立自己的支持网络。“我认识的所有德国人都知道我是个教练。

为了让自己的形象更接近普通平民,Det A成员有着宽松的着装标准,从内衣到外套都是如此。着装规范也随着特遣队历史的发展而演变,先是从西装和领带开始,后来变成宽松的长裤和敞开的衬衫,以适应时代流行的风格。同样重要的是了解文化习惯的差异。

比如举着你的食指和中指来点两杯啤酒,而不是你的食指和拇指,这样简单的事情就可以暴露你美国人的身份。你拿着你的刀叉,哪只手会出卖你作为一个外国人。过马路的时候,望向错误的来车方向可能会让监控人员知道此人是英国人。无论他们的德语能力有多强,如果A特遣队的士兵没有完全融入当地文化,他们就有可能暴露。

由于任何细节都可能导致特遣队成员的暴露,再加上冷战期间柏林极端敏感的政治局势,A特遣队的人没有犯错的余地。两名Det A成员因协助东德人偷渡到西德牟利而被西德逮捕,当然他们也赚了一大笔钱,至少在美国陆军情报部门发现他们的行为之前是这样。

另一次特殊情况则出现在三名A特遣队成员在柏林的英国管辖区内被逮捕时。1974年,为测试当地基础设施的安全性,特遣队接到了一个专门为此设计的任务。

美国陆军中士鲍勃·米切尔说:“就在我们把红色菲亚特从树林里的藏身之处拉出来的时候,两辆满载柏林警察的大众巴士朝我们冲过来,开始追赶我们。”三名A特遣队士兵被困在英国军官住宅附近的一条死胡同里,他们使用了发射空包弹的武器与德国警察发生了交火,最终美国人寡不敌众被俘。英国宪兵司令目睹了整个事件,认为美国人是英国军官,而一身黑的德国警察则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成员。全副武装的英国宪兵随之出动,但奇迹般地没有出现任何伤亡,很快,大家都意识到这只是一次训练任务。

米切尔说:“宪兵司令非常生气,他把我们都抓了起来,带到了奥林匹克体育场,关进了监狱。”“最终,美军在柏林的指挥官,一位三星将军,不得不正式向英国道歉,这样我们才能被释放。”这起事件还冲击了当地媒体,描述了相关的训练和随后的模拟交火。一家报纸开玩笑说,“英国人在战争历史上第一次终结了德美间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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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小队合影

有时,中央情报局还会指派A特遣队在德国挖掘二战遗留下来的旧藏匿处。他们发现了武器、食物和弹药,以及医疗用品,所有的物资都已过期。一些仓库无法进入,因为德国人在上面建造了加油站或其他建筑,直到今天他们还在那里。

根据四国协议,柏林不得有任何精锐部队驻扎,但事实上英国的SAS特种部队、美国特种部队以及苏联特种部队都在那里。“这在我们的圈子里是众所周知的,但在官方层面上我们却从去过那里,”沙雷斯特评论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德的特种部队可能和A特遣队有着同样的任务,如果北约决定越过大草原向莫斯科挺进,它就会作为一个留守部队在敌后执行破坏行动。

《四国协定》还规定,俄罗斯和美国军队可以在监督下穿着制服进入对方的领土。特遣队成员经常这样做,穿着A类制服,佩戴常规部队的臂章。怀尔德说,在20世纪50年代末,“几乎每天都有人从查理检查站开着一辆由一名宪兵驾驶,并由一名参谋陪同的专车前往东德”,他们要选择一条特定的路线,并且不能偏离路线。

到了20世纪70年代,特遣队成员可以穿着制服进入东德四处走动。由于美元在东德的兑换率如此之高,特种部队的士兵可以趁机花上几个美元就吃一顿大餐。

当被问及臭名昭着的东德斯塔西警察时,沃纳·法尔笑着说:“我们曾经和他们一起吃过午饭。东柏林有一家叫Ganymed的餐厅,紧邻运河,以斯塔西而闻名。有一次,斯塔西坐在特种部队士兵旁边的一张桌子旁,大声抱怨说,美国人会来到东柏林,享用所有的美食和美酒。特遣队某个小队的队长,沃尔夫冈·加特纳站起来,转过身说道:“先生们,让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沃尔夫冈·高德纳,我出生在离这里三个街区的地方,我随时都可以在这里吃饭。

在东柏林的时候,绿色贝雷帽们知道他们会受到斯塔西和苏联克格勃的监视。一些特遣队成员甚至穿着便服通过公共交通系统潜入东柏林,试探他们的渗透极限在哪里,但他们的指挥官从未批准过这种活动。进入东德之后他们通常都被跟踪并处于监视下,士兵们不得不假装一切正常,就像他们只是普通的美国大兵,跑到东柏林只为了利用低汇率购买一些在柏林墙另一边较为昂贵的商品。回到西德,有敌军特工在监视着他们的跳伞训练,监视着安德鲁斯军营,偶尔也会尾随着他们在城里四处活动。

特遣队的人都是受过高度训练的专业人员,他们都准备好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的几个小时里执行近似自杀的高风险任务。

然而,特遣队的活动并不总是那么积极主动,由于常规军官不了解非常规战争的特种部队任务,该部队也经历着一些黑暗时期。柏林旅的一位上校曾命令特遣队去训练基本的步兵技能,这让他们偏离了非常规战的任务。

随后特遣队的所有小队成员都穿着制服,留着新发型,在基地里走来走去。直到特遣队军士长杰夫·瑞克去找他在常规部队的战友谈话。他与常规部队的同僚建立了融洽的关系,并解释说,长期训练步兵技能会埋没他们的士官。考虑到这一点,陆军决定让特遣队回归他们的城市非常规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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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被引擎的轰鸣声刺穿,一架C-130运输机在夜空中逐渐显露出轮廓,机舱内的十二名美国陆军特种部队队员一跃而下,正式加入到一场特别的战争当中。在那时,飞机劫持事件已经司空见惯,以至于《今夜秀》的主持人会在电视上拿这个讲点暖场笑料,但五角大楼里的将军们却完全笑不出来。1976年以色列特种部队在恩德培机场干净利落的解决了一次飞机劫持事件,这次行动让美国政府意识到,目前美军根本没有专门应对恐怖袭击的单位。

三、反恐任务与鹰爪行动

随着冷战的日趋发展,A特遣队的使命也在不断演变,转变方向以面对西方世界没有准备好的新威胁。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发生了多起飞机劫机事件,其中许多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发动的,他们隶属于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1972年,在慕尼黑夏季奥运会期间,一群自称“黑色九月”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了以色列运动员作为人质。德国警方试图将恐怖分子诱入埋伏圈,让他们在不伤害人质的情况下被狙击手击毙,但危机以大屠杀告终,恐怖分子和人质均遭杀害。

国际恐怖主义的幽灵日渐抬头,而德国联邦警察完全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一威胁,慕尼黑事件后,德国警察受命组建一个名为GSG-9的反恐部队,由乌尔里希•韦格纳上校指挥。

美国人花了更长的时间才赶上反恐怖主义这班车,几年后,A特遣队接受了OPLAN 0300框架下的新任务:反恐。特遣队成员除了原有的“留在敌后”任务外,现在还必须准备开展反恐行动。特遣队最担心的是美国泛美航空公司进出柏林的航班遭到劫持,但同时他们还需要负责在欧洲保护和营救任何被劫持的美国飞机。巴德尔·迈因霍夫帮也是特遣队行动区域内的一大威胁,特遣队的其中一个小队专门被指派打击该组织,特别是在巴德尔·迈因霍夫帮绑架了柏林市长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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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遣队成员从GSG9的反恐课程毕业后,韦格纳上校亲自为他们授予GSG9徽章

随后,A特遣队便开始与GSG-9进行交换训练,以备联合作战之需,他们与GSG-9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时常分享反恐技战术和行动程序。特遣队的6名成员被派往匡蒂科参加联邦调查局组织的空中犯罪课程。特种部队士兵还因为他们的新任务,获得了额外的武器,比如用于狙击的加装了瞄准镜的Model 70 Winchesters步枪和卡尔·瓦尔特MPK冲锋枪,另有一架军用运输机随时待命,以便将A特遣队的成员运送到未来需要攻击的目标附近。

由于主要的担忧是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被劫持,该公司允许特遣队的小队使用他们的飞机进行突击训练,在其他时候,特遣队还接受了攻击公共汽车、火车和建筑物的训练。“我们练习从你能想到的任何角度突入飞机的技巧”Charest说。“我们日夜在那架飞机上练习。”多年后,特遣队新承担的反恐职能将面临考验,不过不是在欧洲,而是在“鹰爪行动”期间的伊朗。

1979年11月4日上午10时30分,近3000名武装“大学生”袭击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在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命令下劫持了90多名美国人质。学生们要求将沙阿从美国送回伊朗接受审判。后来陆续有一些人质被释放,最终剩下66人,在一次中央情报局精心策划的行动中,又有6名美国人用加拿大护照逃到瑞典和加拿大大使馆。

虽然大多数人质被关押在大使馆内,但有3名人质被扣留在伊朗外交部的建筑内,位于16街区使馆,包括代理大使和两名使馆工作人员,美国大使馆被袭击时,他们正好在伊朗外交部办事。

美国陆军新成立的专职反恐的三角洲部队,在完成麦克尔营的训练任务后刚被官方确认具备实战能力。该部队指挥官查理•贝克维斯上校(Colonel Charlie Beckwith)立即着手进行任务规划,一旦政治手段解决无效,卡特总统便会授权立即开展人质营救行动。拥有两个中队兵力的贝克威斯根本没有足够的突击队员,在突袭占地27英亩的大使馆的同时攻击外交部大楼。“我不想再动用其他地面部队。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了这种需求,但最终不得不接受三角洲无法同时攻击两处目标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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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爪行动准备阶段的三角洲特种部队

A特遣队的指挥官,Stan Oleshevic中校,被要求组织一个8人的突击部队,与三角洲部队一道进入伊朗,并营救在外交部大楼中被劫持的人质。他们这一部分的任务被称为“风暴云”。然后特遣队制定了一个战术计划,并开始了任务演练,一个来自A特遣队的2人小组被确认可以便装潜入伊朗并监视外交部大楼,为这次袭击收集关键情报。

这两名侦察人员随后将从伊朗撤出,并在三角洲部队的集结地与剩下五名队员会合,组成八人突击部队。最初的侦察任务非常成功,一名特遣队成员和一名伊朗士兵一起合影,外交部建筑正好出现在照片的背景处。GSG-9的乌尔里希•韦格纳上校甚至准备派遣一支德国电视摄制组前往德黑兰,并提出三角洲部队的行动人员可以随摄制组一同前往,以便他们可以进入大使馆内部侦察,但这个想法在五角大楼的审批过程中夭折了。

德黑兰的特遣队2人侦察组中的1人甚至“进入了关押着3名人质的外交部大楼内部”,并发现那里的守卫力量比他们预期的要大得多。因此,A特遣队的突击部队不得不增加到10-14人。在奥列斯维奇上校的领导下,这项工作得以完成,并草拟了一个新的行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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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特遣队与GSG9一同进行反恐训练

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已经确定了一个适合在伊朗境内进行救援任务的集结点,这个地方后来被称为“沙漠一号”。然而,任务规划者需要有人实地进行踩点,这个人必须“有知识、有经验、有能力”掌握“取土芯样品、校准读数、导航和夜间测量”以及“安装仪表着陆装置”的技能。

3月30日,“沙漠一号的实地调查组是由美国空军特种作战控制组组长约翰·卡尼少校指挥的。他搭乘一架小型民用斯托尔式飞机送至沙漠一号,飞机由中央情报局提供”。

空中侦察和土壤样本任务完成后,三角洲特种部队在美国结束了他们的任务演练,飞往渥迪肯那然后是马西拉。4月20日,三角洲部队与负责攻击外交部大楼的A特遣队8人小组汇合。在出发前往“沙漠一号”之前,三角洲的B中队指挥官路易斯·“巴基”·伯鲁斯少校(Major Lewis " Bucky " Burruss)在他们登机前带领大家高唱《上帝保佑美国》。

4月24日晚,三角洲部队和A特遣队在伊朗中部的沙漠一号降落,六架飞机中的最后一架在午夜降落。现在,他们需要等待行动所需的直升机从阿曼湾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上飞来,然后在前往美国大使馆和外交部的途中把他们带到下一站。负责沙漠一号外围安全的游骑兵来自第75团第1营C连,他们骑着越野摩托绕着大型集结地巡逻,其中一名游骑兵很快用LAW火箭筒击中了一辆开在附近道路上的油罐车。

由于沙尘暴的原因,直升机延误了几个小时,其中几架在飞行中严重受损。由于时间延误和机械故障导致可用直升机不足,贝克维斯上校做出了取消任务的艰难决定。凌晨2点40分左右,当突击部队准备放弃并撤离沙漠一号时,沙费尔少校的直升机撞上一架EC-130飞机。地面部队指挥官写道:“一颗蓝色火球在深夜中迅速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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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一号的直升机残骸

爆炸发生时,一名A特遣队中士与三角洲部队的情报官员在距离飞机停放地点大约一英里远的地方外警戒线外巡逻并目击了这一切。这位中士坐着游骑兵驾驶的越野摩托回到了爆炸现场,并与A特遣队的队友取得了联系。然后,他告诉游骑兵骑车回去把三角洲的情报官也接回来,但不知什么原因,游骑兵并没有采取这一行动。A特遣队的成员随后便开始使用他们随身携带用于急救的静脉注射袋,来治疗严重受伤的机组人员。

抬头一看,一个A特遣队的绿色贝雷帽突然意识到其中一架C-130运输机正在掉头准备起飞,机上没有任何乘客。他从飞机的机头前跳了出来,手里拿着他的卡尔·瓦尔特 MPK冲锋枪,挥手示意飞行员注意。“我甚至已经准备好了射杀那些混蛋飞行员,”他说,他不喜欢被落下的感觉。当那架飞机最终起飞时,机上多了七八十名士兵。

鹰爪行动和暴风云行动失败后,特遣部队立即开始计划后续行动以营救人质。人们普遍认为,一旦卡特总统下台,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他马上就会批准该任务。第二次尝试被称为“雪鸟行动”。

A特遣队的士兵仍肩负着袭击德黑兰外交部大楼的任务。这次任务演练是在鲁德尔营进行的,那里是游骑兵学校的训练场地。任务将使用新的直升机,由于燃料消耗会出现问题,直升机无法负担副驾驶加上突击队员的重量,所以每架飞机只能有一名飞行员。为了防止飞行员中弹失去飞行能力,A特遣队的成员还接受了安全驾驶直升机降落的训练。“我们都得到了一些握操纵杆的时间”军士长杰夫·瑞克微笑着回忆道。

在里根就职几小时后,伊朗释放了在伊朗被关押的其余美国人质,结束了僵局。回到柏林后,A分队继续担负非常规战和反恐任务,但后者开始对该分队的作战安全产生不利影响。沙漠一号的灾难使美国的反恐部队成为焦点,《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揭露了A特遣队的存在。出于这个原因,情报和安全司令部决定解散这个A特遣队,重新组件一个新单位。

这就是反恐任务的可怕影响,特别是与秘密间谍活动混在一起时。反恐怖主义的行动让A特遣队变的高调,导致其在媒体上曝光。对于三角洲部队这样的单位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因为他们是位于布拉格堡的直接行动部队,但对于部署在柏林的秘密部队来说,媒体的曝光是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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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局势,将在这次任务后有所不同。特种部队队员们引导着自己的MC1-1B型降落伞落向地面,但他们的小组在空中五零四散,一些人的降落伞挂在了树上,另一些人则降落在一个机场上,整个降落过程都在浓雾中完成。他们的目标——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C-130军用运输机就隐藏在厚厚雾霭当中。飞机上并没有人质,只有一个黑匣子,这件机密的加密装置绝不能落入敌人手中。

四、最后的任务、柏林墙倒塌,一个时代的终结

在随后的几年里,特遣队还与德国的特警部队SEK (Spezialeinsatzkommandos)发展了良好的关系。特遣队的第六小队“有自己独特的使命。我们大多数人都和当地的SEK有着密切的战友关系,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这些人在一起。”布劳夫腾说道,他们小队负责城镇监视任务。

在他们忙碌的职业生涯中,Det A的成员也会找时间娱乐,其中一些人成为业余寻宝者。几个人用金属探测器在乡间搜寻,找到了一个小盒子。把它带回到部队的休息室,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希望能在里面找到一些纳粹的战利品就像印第安纳琼斯的电影里一样。但当这些人打开它时,他们发现里面只有一只死鸟,有人把自己的宠物埋葬了,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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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小队在德国

1981年,多齐尔将军在意大利维罗纳被恐怖组织红色旅绑架。特遣队的突击队员被分成狙击组和突击组,收拾好武器和装备,准备好等待军用飞机接他们前往营救。被囚禁6周后,意大利警方的橡皮头套突击队突袭了多齐尔被关押的公寓,成功解救了他,并在没有开枪的情况下逮捕了6名恐怖分子。

1984年12月,特遣队正处于解散前夕,部队中只剩下少数人,他们被要求执行最后一项任务。德国海关和柏林特警正在进行联合行动,需要一位俄语专家。来自特遣队的Pranas Rimeikis因为会说俄语被派去协助调查。该任务被称为“敖德萨行动”,最初被设想为一项秘密行动,德国当局针对的是乌克兰、立陶宛和苏联人组成的犯罪团伙,他们走私枪支、毒品和护照。在接下来的监视行动中,几乎每一个仍然留在特遣队的人都参与了,最终,这个黑帮头目被捕,后来在德国法庭被判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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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小队

尽管特遣队工作卓有成效,但一个时代即将结束。1984年的一天,凯文•莫纳汉和埃德•考克斯离开了安德鲁斯军营空荡荡的团队房间,所有的装备和装备都已打包运出。楼下是休息室和单位酒吧,男人们过去常常在那里每周聚会一次。他们会一起打扫小队的房间,厕所和车辆,在军士长视察之后,他们会开始派对,喝上一整夜。许多特遣队成员回忆道:“那个时候我们努力工作,也尽情玩乐。”

莫纳汉和考克斯是那天最后一批离开这支队伍的人,他们永远锁上了营区的房门。当特遣队被解散的时候,绿色贝雷帽开玩笑说,他们感觉就像二战中撤退的德国人,一袋又一袋地燃烧着机密材料。在秘密工作了几十年之后,A特遣队结束了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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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潜水学校

特遣队遗留的资源被移交给了柏林的一个新的特种部队单位,叫做物理安全支援部队(Physical Security Support Element ,PSSE),几个A特遣队成员成了新单位的核心干部。这个新单位伪装成宪兵,在“287宪兵连”更有效的官方掩护下工作,制定了安全规程,但也继续秘密任务,以打击苏联和开展反恐行动。此外,PSSE还在非洲和中东工作,负责使馆安全。PSSE一直存在到冷战结束,在柏林墙倒塌后于1990年撤销。

冷战结束之后,驻柏林的美国军官们有机会与他们的苏联对手会面。事实证明,俄罗斯人相信,在柏林有800-900名美国特种部队士兵准备进行破坏行动。事实上,这个数字从未超过90。特种部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成功地完成了他们的核心任务之一,即作为战斗力的倍增器,不仅在实战中,在苏联军界高层的头脑中也是如此。随着PSSE的解散,美国在欧洲的反恐任务又被移交给另一个新成立的战区指挥官应急响应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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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特遣队的滑雪训练

大多数在特遣队服役的人都认为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任务,包括那些在特种部队服役超过20年的人,或转到特别任务部队服役的人,或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人。他们热爱这个组织以及它所承担的任务。A特遣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城市非常规战部队服役。

如今,在专注于中东地区的直接行动任务15年后,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正寻求重新投入非常规战争的核心任务。其中一部分内容包括重新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可以从退伍军人身上传承下来,比如那些在A特遣队服役的老兵,他们曾在国外混入人群,并完成低可视度的任务。

帕科丰塔纳说,“有很多人不了解A特遣队,特遣队在冷战时期有实战任务,没有人知道我们做了这么久,所以沉默是金。沙雷斯特记得特遣队是一个“能做不可能的事”的单位。上级曾交给我们很多任务,我们都做到了。我们如此专注,就像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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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雷斯特在布拉格堡的纪念碑前发表讲话

近年来,特遣队的队员们开始站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揭开了该单位神秘的面纱。由于分工的关系,即使在部队内部,6个小队也互不知道其他小队的任务。在2014年,特种作战司令部举行了一个仪式,为特遣队的队员们在布拉格堡立了纪念碑以纪念该单位,在此之前,该单位以及在该单位服役过的老兵,都从未收到过任何来自官方的纪念。。

如今,A分队不再是冷战时期的历史遗迹,而是特种部队士兵学习如何依靠当地经济生活、携带伪造的旅行证件四处活动、策划破坏行动和发动城市非常规战的一个经典案例。这些是美国特种部队迫切希望重新获得的能力。15年来,反恐战争一直强调直接行动任务,但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环境下,美国将不得不再次完善非常规战任务。

感谢A特遣队,今天的绿色贝雷帽在发展这些能力时,没有必要从零开始。特战司令部还有一个可以借鉴的例子,而且知道应该向谁寻求建议:那些在冷战前线对抗苏联的秘密特种部队士兵。

*注:本文中提到的所有军衔指的是在这段时间内退役的士兵的军衔,这些军衔指的是退役的士兵的军衔。

攻占机场实际上是一个很“游骑兵”的任务,但是有人选择空中投放一整个绿色贝雷帽营来执行这项计划。这支高跳低开的队伍只是先锋,负责在主要攻击部队到达之前提前插入,确保飞机的安全。尽管在集合点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一些队员,但绿色贝雷帽们知道攻击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他们必须立刻拿下目标飞机。

他们端着消音型司登冲锋枪在浓雾中悄无声息地推进。利用恶劣天气带来的优势,他们悄然游走于飞机周围的哨岗之间,完美避开了敌军的守卫。他们冲向飞机,迅速地找到了黑匣子。取得主动权之后,队长决定继续进攻兵营。原定计划里并没有这一步,但是他们战友会在几分钟内抵达机场上空。当在兵营里的敌人意识发生什么时,肯定会冲出来向空降中的部队射击。

高跳低开小队开始攻击兵营,突然又出现了第二支攻击队,从另一个方向对攻击目标发起冲击——这是先前纠缠在树上的其他队员,他们的已经集结起来,并且明白了战友们的作战意图。这两支小队在敌军营房里汇合,联手扫清了目标区域,当漫天的伞花绽放在机场上空时,那些伞下的绿色贝雷帽们已经不需要再去面对枪林弹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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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最知名的绿色贝雷帽恐怕还是这位,但他干的净是劫机........)

南卡罗来纳州

一名叫做拉里·瑞德门的评估员被派遣而来,负责监督REDCOM的训练活动,他走到特种部队队长马克·博雅特的面前:“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成这件事的,但原力与你同在。”他引用了乔治·卢卡斯的最新电影《星球大战:新希望》里的台词。这次的双向攻击看起来像是事先经过计划、协调和排练的,但博雅特和评估员都知道,这次成功运气占了很大的成分。军队正在试图击退一个逐渐浮现出身影的敌人——恐怖主义,单单靠运气并不是战士们的追求。

第五特种作战群第三营拿下了机场,皆大欢喜,但这并不是实战,这只是陆军年度紧急部署准备演习的一部分。第五特种作战群第三营被分配为第十八空降军的D-pack。当时,军方没有专门的反恐部队,因此,游骑兵和绿色贝雷帽临危受命,上阵来应对恐怖袭击和其他突发事件。

1970年代,恐怖主义的火苗逐渐烧燎,耀目的火焰在人们头顶的天空翻滚,一时间,恐惧的情绪在人群中弥漫——黑九月组织,赤军/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在世界各地犯下了一连串的劫持与谋杀案件。1976年6月,PLO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法航客机,挟持了100多名人质。他们挟持这架飞机在利比亚加油,然后飞往乌干达,但乌干达总统阿明与以色列政府素来不和。PLO事先就已经安排妥当,将人质移交给了乌干达军队,迫使以色列政府一边要与他国政府斡旋,一边又要与恐怖分子周旋。

1976年7月3日晚,以色列特种部队执行了一项大胆的人质营救行动。以色列的反恐部队派出奇兵,出其不意地降落在乌干达机场,冲进了人质被关押的地点,杀死了数十名乌干达士兵和恐怖分子,然后带着人质扬长而去,坐飞机飞回了以色列。这次成功的突袭在特种作战史上是一座令今时之人敬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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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REDCOM司令官杰克·亨尼西上将在佛罗里达州的麦克迪尔空军基地接到了五角大楼的电话,国防部问他REDCOM是否能像以色列在恩德培机场完成那样的行动。亨尼西回答说战士有的是,但他们的装备和训练水平并不能达到要求。前一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制定了一项概念性计划,以应对一系列潜在的恐怖活动,但那一年风平浪静。当时,美国一些官僚和军事指挥官整天就忙着内斗,为了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而倾轧,对特种作战部队心存疑虑,对恐怖活动的反应异常漫散,认为恐怖分子无法染指美国本土。在恩德培行动之后,1975年的反恐计划再次提上了议程。

这直接催生了两支应急特遣队——JTF-7和JTF-11。前者主攻中东和非洲,而后者则负责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这些特遣队的训练任务被纳入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全球训练五年计划中,这使美国军队在未来许多潜在的战争中处于领先地位,而游骑兵和绿色贝雷帽也参加了这些EDRE训练任务。

为了应对恐怖袭击,必须尽快集结一支快速部署的特种部队。1977年3月,在布拉格堡的烟雾弹山上,第五特种作战群第三营的绿色贝雷帽们被集结了起来,应对一种几乎被人遗忘的恐怖形式:黑人暴力活动。

华盛顿特区

华盛顿特区,16街,一片安宁祥和。七个黑人聚集在汽车旅馆里,给16街7700号打了两个电话。在第一次通话中,其中一个人假装是一个找活干的杂工。接电话的居民没有怀疑,与他约定好在十二点左右来修理地下室门的锁。不久之后,他们再次拨通电话,这一次,他们假装对房主的文学作品感兴趣,房主表示对方可以在当天晚些时候去他家买一些小册子。

随后,这七个人开车前往火车站接另外八名同伙,然后分乘两辆凯迪拉克,驶到了16街7700号,犯下了华盛顿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谋杀案。

下车后,两人走到前门,询问有关小册子的事。其中一名居民开门,然后请他们稍等,她这就去取。当她回来的时候,第三个人走上前去,自称是杂工。突然,三个人把她推到一边,冲进门,拿出了手枪和锯短的霰弹枪。其他五名同伙从凯迪拉克中出来,进入他们身后的房子。

匪徒们冲进厨房,挥舞着他们的武器。一名正在喂小婴儿吃午饭的年轻妇女尖叫了起来。其中一名匪徒对她大喊闭嘴,然后把她的怀里的女儿拽了出来,把她带出厨房,赶上了楼。这七名闯入者万分懊恼,因为他们的攻击目标不在家里。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我们对你做了什么?”其中一个女人问道。“问问你的领导人,”其中一名枪手回答道,“他知道我们会来找他,问他关于那封信的事。”

楼上的持枪歹徒听到还有别的孩子在哭,在叫他们的妈妈。其中一名枪手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他们。除了刚才那个十八个月大的女孩,还有她的堂兄妹——一岁的女孩和三岁的哥哥,一个九天大的婴儿也躺在一张裹着毯子的床里。在听到另一间屋子里的哭声后,枪手搜查了壁橱,发现了一个11岁的男孩。

与此同时,家里的四名成年人,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被带到地下室,躺在地板上,然后被处决。

枪声响起时,孩子们都被吓哭了,楼上的持枪歹徒变得更愤怒了。他一把抓起床上的婴儿,消失在浴室里。一个接一个地,他走回来,抓起那些孩子,把他们带到浴室,直到他们的哭声猛然止住。

在一楼,屋主哈里发·哈马斯·阿卜杜尔· 卡埃利斯和他的妻子回到了家。在门口发生了一场短暂的争吵,卡埃利斯让他的妻子跑到隔壁的邻居那里打电话给警察。匪徒们发现势头不对,打开后门试图逃跑。卡埃利斯在他们身后跑了半英里,直到匪徒们向他开枪。手无寸铁的他意识到这些人已经洗劫了他的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急急忙忙往家里赶。

当他回到家门口时,警察已经到了,并开始搜查房屋。

地下室里满是血,两个男人都死了。两个女人虽然昏迷不醒,但仍然还有生命体征。一名警察掏出手枪上楼搜查,他打开了浴室的门——浴缸里漂浮着三个孩子的尸体,水槽里淹着一个全身赤裸的婴儿。在一个卧室的壁橱里,他们发现了11岁的男孩的尸体,他被霰弹枪打碎了头。

在进行手术之前,其中一名妇女向警探指认了凶手,告诉他匪徒来自伊利贾·普尔杀手团,她指的是“伊斯兰民族”组织的领导人伊利贾·穆罕默德。这次谋杀是为了回应卡埃利斯和穆罕默德之间的冲突,当时卡埃利斯脱离了伊斯兰民族,并皈依逊尼派正统伊斯兰教的形式。龃龉始于一封卡埃利斯寄给伊斯兰民族的信,他在信里侮辱了他们的领导人和信仰:“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侵噬着他们兄弟的血肉,黑人穆斯林的思想已然堕落,他们将永远在火狱中遭受烈火的煎熬。”

来自华盛顿的一名叫做拉莫斯·威廉姆斯的黑人警探顺藤摸瓜,潜入了“伊斯兰民族”设在费城的清真寺,其中许多成员也属于所谓的“黑皮黑手党”,他们从事毒品交易接受买凶杀人。讽刺的是,虽然费城清真寺里的人声称他们笃信黑人解放运动,但他们暗地里却在黑人社区贩卖海洛因,威胁遵纪守法的黑人企业家,并谋杀社区里的黑人同胞。警探在清真寺内开始听到关于“死亡小队”的留言。在卧底的过程中,他让其中一名杀手亲口承认谋杀,并说出了其他同伙的名字,这些话都通过无线电秘密传输。

凶手最终被警察逮捕,审判也择期开庭,当卡埃利斯出庭指认谋杀犯时,他突然怒吼道:“你杀了我的孩子们!你杀了我的孩子们,射杀了我的女人!"法警不得不将他拉出法庭。当其中一名谋杀犯被无罪释放时,卡埃利斯崩溃了。

1977年3月,包括卡埃利斯在内的十二名伊斯兰教逊尼派哈乃斐学派信众,袭击了华盛顿特区的三栋建筑。伊斯兰教逊尼派哈乃斐学派信众们包围了圣约信徒中心,他们漫无目的地朝天开枪,挥舞着砍刀,一小时后其他的信众攻下了当地的一座清真寺。当天下午,他们站到了一座大楼面前,市长和市议会办公室就在这里。

布拉格堡

警报声响彻烟雾弹山,第五特种作战群第三营的战士们迅速行动起来营长罗德·帕斯卡尔向士兵们介绍了现场的基本情况:当枪手闯入大楼时,立即开火杀死了一名24岁的记者莫里斯·威廉姆斯,一发跳弹重伤了年轻的市议员马里恩·巴里。哈乃斐武装分子占领了三栋大楼,劫持了近150名人质,并展示了自己杀人的决心。绿色贝雷帽们将在美国本土上进行一场人质营救行动。

虽然许多人认为美国政府不能在本土实施军事行动,但五角大楼实际上设立了一个办公室,来负责处理来自州和联邦机构的军事支援请求。通常情况下都是以民事活动请求的形式展开,例如,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过后,第82空降师被部署到新奥尔良州。即使是直接武装军事干涉,所有的要求都需要总统的签字方可批准。由于特区警察无法控制局势,也没有人准备好去营救人质,特种部队成为了美国政府唯一的选择。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十二名持枪歹徒提出了几项要求:他们想让政府交出一批被判谋杀的罪犯,因为这群家伙残忍地杀死了七个无辜的人。他们还要求摧毁电影《穆罕默德,上帝的信使》,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部渎神的电影。

烟雾弹山上的绿色贝雷帽开始进行精确射击和直升机快速滑降的适应性训练。尽管并没有接到完整的行动命令,但有人认为,他们会在卡埃利斯和他的追随者们所劫持的三栋大楼的屋顶进行直升机速降。但实际上这个计划不是很可行,因为在华盛顿的市区天线林立,可能对直升机的低空飞行产生干扰。

马克·博雅特回忆说:“我们要做的就是踢开大门,干掉所有坏人,并且祈祷交火过程中没有太多人质被打中。”然而,在特种部队接到警报后的24小时内,一切都结束了。特种部队既没有被派遣,也没有离开布拉格堡前去处置危机。埃及,伊朗和巴基斯坦的驻美大使在电话中与卡埃利斯交谈,并说服他的同伙向警方投降。

当时曾参与准备活动的一名第五特种作战群队员表示:“即使我们被派遣过去,也可能只是作为顾问。会有大量的法律程序要走,尤其是我们是荷枪实弹地展开军事行动。如果我们去处理绑架事件,就必须遵守一个非常具体的交火规则。

当年十月份,一架汉莎航空公司的客机被PLO的成员劫持了。在几个不同的国家补充燃料之后,劫机者终于降落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德国警方的反恐单位GSG9奔赴索马里,干净利落地拿下了这架飞机。三十名突击队员解救了人质,其中包括七十名德国公民,这就是着名的“魔火行动”。

而此时在美国,REDCOM再次被追问他们是否可以做到德国刚刚做过的事情。答案很明显:当然不行。那天五角大楼的反应跟吃了苍蝇一样恶心。这种类型的外科手术式行动需要专业的知识与设备,高水平不间断的训练和高度敬业的作战人员,而REDCOM只能窘迫地站在五角大楼面前表示目前自己什么都没有。

一位名叫查理·贝克维斯的上校提出了一个绝佳的方案,但在第五特种作战群,一些人也想到了。当年11月,在GSG9亮剑摩加迪沙一个月后,经陆军批准,设立两支专业的反恐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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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EDRE训练任务也成了高层努力寻找能够对付飞机劫持事件的部队的契机。1977年的秋天,一项被称为“终结游戏”的反恐EDRE任务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蒙特尔上校命令第五特种作战群的部分士兵打包热带装备。绿色贝雷帽们收拾好装备,赶赴陆军猎人军用机场,与陆军第75游骑兵团第一营汇合。游骑兵们背着T-10静态直拉降落伞耸耸肩,然后登上飞机。绿色贝雷帽不喜欢在整个航程中都背着降落伞,所以绿色贝雷帽的军士长要求机组人员在他们接近着陆区时向他们发出三十分钟预备通知。

当飞机靠近目标地点时,绿色贝雷帽穿上了他们的降落伞,机组人员打开了C-130运输机的尾舱门,寒意扑面而来,放眼望去,大地银装素裹。背着热带装备包的绿色贝雷帽们傻眼了——游骑兵和绿贝雷帽即将进入威斯康星州的麦考伊堡。

部队满怀激情地投入了练习当中,继续如火如荼地执行任务。

一次地面行动中,夜空中突然炸开了一枚闪光弹,游骑兵的一名中尉被惊住了,在路的中间一动不动,所以绿色贝雷帽们对这帮步兵敬而远之。接下来,在前往目标的途中遇到了一片冰冻的沼泽,游骑兵决定直接蹚过去。这是压垮绿色贝雷帽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和游骑兵分道扬镳,绕过了沼泽。

绿色贝雷帽很快就锁定了目标——总统的波音707,从技术上讲,一旦总统登上飞机,这架飞机就是空军一号。当然,卡特总统今晚不在飞机上。飞机内坐满了扮演人质和恐怖分子的临时演员。绿色贝雷帽们潜入目标区域,渗透进飞机,使用一种侵入技术进入了驾驶舱,飞机的飞行员甚至毫无察觉。

夺取这架飞机只是一次试验,因为五角大楼试图弄清楚未来如何处理劫机事件。

1962年,在与英国特别空勤团的交流项目中,绿色贝雷帽军官查理·贝克维斯意识到,美国正在失去特种作战的能力。美国需要一支最精锐的突击队,而不是诸如游骑兵那种空降轻步兵,或绿色贝雷帽那样的培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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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维斯写道:“我们从来没有能做得很好,绿色贝雷帽——是的,他们的教学和训练都挺不错,但是我们从来没能把特种行动完成得很好。”当时,恐怖主义只是冷战中更大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一个小棋子,美国的主要威胁是苏联,而恐怖主义并不会像远程轰炸机或弹道导弹那样出现在美国的雷达上。美军的确要对付游击队或革命战争,但恐怖主义暂时还排不上号。

起初,贝克维斯设想了一个基于SAS结构的部队,这会是一支装备最精良,技战术水平最高超,预算最充足的部队,将会进行单边的强袭任务。贝克维斯向五角大楼提出的方案是建立一支可以进行像突袭越南山西战俘营那样的战俘救援行动的部队。美国应该有一个永久的、专业的力量来执行这样的任务,而不是在紧要关头临时抱佛脚组建一支救援部队。但直到1970年代恐怖主义开始显露自己锋利的爪牙时,贝克维斯的理念才得到认可。

补:突袭越南山西战俘营行动,正式名称为“象牙海岸行动”,是由“公牛”西蒙斯领导的一项任务,目的是营救被关押在越南北部的六十一名美国战俘。由于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被敌军间谍渗透得直抽抽,美国军方组建了一支由绿色贝雷帽组成的临时部队,以执行救援行动。为了避免这一任务被破坏,他们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进行了培训和排练。1970年11月21日,特种部队乘直升机从泰国出发,飞往越南境内的战俘营。但人算不如天算,战俘们刚刚被转移了,任务以失败告终。然而,突袭山西战俘营的行动催生了新战术、技术和程序的发展,这正是一支专业的战俘营救部队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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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三角洲部队未来的关键因素是恐怖主义。其他部队的弱点之一就在于他们在反恐这个领域里并不专业。那些半瓶水或有天赋的业余爱好者,无论他们的个人能力或潜力如何如何,都不能与国际恐怖分子匹敌。”贝克维斯如此写道。

自1976年在乔治亚州本宁堡举行的步兵会议结束以来,在绿色贝雷帽内部建立一个可以执行此类行动的部队的想法一直存在着。在那次会议上,查理·贝克维斯也出席了,但特种作战群的其他同僚认为,突袭山西战俘营的经验就足以指导这支部队了。

在1977年,陆军对于越南战场最终的平局十分不忿。特种部队,既不受欢迎,在整个美军当中也没有多少归属感。由于其他特种作战群面临着人员短缺的问题,第五特种作战群是唯一一支可以组建专业战俘营救队的特战单位,而越南战争时期的MACV-SOG和闪光行动的经验也确实让这支队伍受益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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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贝克维斯仍在与金斯顿将军和德普伊将军合作,致力于依照英国SAS的经验创建一个独立于绿色贝雷帽模式的特种部队。贝克维斯曾经历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他已经将计划提交上去申请设立“那个单位”,但五角大楼却在拖着他们的后腿,直到1977年10月,GSG9在摩加迪沙的机场用事实狠狠抽了官僚们的耳光。

一旦贝克维斯得到了国防部的许可,他就打算成立一支名为SFOD-D的部队,也叫作三角洲部队。贝克维斯早已构思好,他准备用24个月的时间来筛选和训练一支部队,他还需要资金,很多很多的资金。

成立SFOD-D部队的计划被激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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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克维斯给REDCOM司令官亨尼西将军做简报时,亨尼西将军说:“上校,我是个有话直说的人,如果我负责的领域有恐怖分子需要清理,我会直接反击,你们部队到时候听我电话通知!”

“额,将军,你这么做恐怕不太合适,”贝克维斯回答,“因为我现在没有人。我们才刚刚起步,长官。我们要花两年时间才能锻造出这样的部队。”

“上校,你刚才没听吗?如果我有问题,我就会给你打电话。”

亨尼西将军想要一个训练有素的队伍,专攻像城市人质解救和反劫机这样的外科手术式行动,他压根没想坐在办公桌后面等上十八个月。由于贝克维斯需要两年的时间来进行三角洲部队的选拔和训练工作,在这段空窗期,陆军需要建立一支临时的部队来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一直撑到两年后三角洲部队形成战斗力。这一任务落在马克穆尔将军的身上,在贝克维斯给亨尼西将军做简报时,他也在场。马克穆尔将军将组建这一临时部队的职责交给了位于布拉格堡的第五特种作战群指挥官蒙特尔上校。

曾在越南战场与蒙特尔上校一道服役的吉姆·莫里斯这样评价:“蒙特尔是我曾与之共事过的人当中最出色的战士与男人。他聪明、冷静、敏锐、富有洞察力。”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的创始人理查德·马辛科提到蒙特尔的时候,直接把手放到嘴边做了一个吸烟的动作。没错,蒙特尔上校是杆大烟枪,也因为他经常戴着黑色的手套,所以被一些人戏称为“黑手党”。他通常情况下被称为“RAM”,即罗伯特·安东尼·蒙特尔。马克·博雅特如此评价:“蒙特尔上校了解部队,信任部队。他对战士们有完全的信心而战士们也全都尊重他。”

蒙特尔很快就建立了第五特种作战群的反恐部队,通过“老男孩”网络招募了士兵,他们都是些越战老兵,“在丛林里很强悍”。新部队中仅有的没有在越南服过役的队员是少数几名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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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就是那些人中的一员,在一天早晨上班的时候,他异常震惊地接到了命令:“快滚到绿光大楼里吧。”那时罗杰被分配到了一个非常猛的绿光小组。他们的任务形式在当时属于高度机密,被分配的特种部队士兵经过训练,可以携带核装置在敌后空降,用特殊方式引爆核弹,炸断桥梁,阻断山口或摧毁对方依仗的高速运输途径,即使不能阻止苏联滚滚铁流的前进补发,也能起到拖延的效果。

“他妈的这是什么?”当他走进大楼就瞧见了一堆人。他想了想:“这些狗娘养的里面有一半是绿光,这是一个警戒任务吗?”他认为这是EDRE的一次紧急训练任务。在所有人就座后,群行动主管科恩·威廉姆森少校给他们作了任务简报。依照命令,他们乘坐一辆卡车前往布拉格堡的另一边的莫特湖。

当时,马克·博雅特是ODA572的高跳低开小组队长,他已经对蓝光部队有所耳闻。一天早上,他正在烟雾弹山上走着时,蒙特尔上校问他有没有兴趣加入这个单位。当博雅特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之后,蒙特尔说:“收拾收拾东西,明天滚过去。”

杰克·贾科威客军士长那时正在布拉格堡受训。有天他在跳伞训练时,刚一着陆就被带到一辆车上,车上的人告诉他要将他带到第五特种作战群指挥部。当他到达指挥部的时候,他被告知他已经被分配到某个叫做“蓝光部队”的单位。他手里被塞进了一本花名册,翻阅后他大吃一惊,因为除去他自己的名字以外,上面的人他一个都不认识。“我来没问题,但是我手下有一个A类分遣队,”杰克说,“如果我的小队不来,我也不来。”蒙特尔上校求贤若渴,因为杰克曾在越南北部参加过山西战俘营突袭行动,是个不可多得的骨干,就批准杰克的ODA加入了蓝光部队。

蒙特尔上校把自己大队里的一名军士长叫进了办公室:“看,我们有一个任务,我想让你成立一支部队,第五特种作战群里的人你随便挑,我绝不藏私。现在告诉我,从你接手计划到部队形成战斗力需要多久?”这名参加过突袭山西战俘营行动的军士长告诉上校,他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完成。蒙特尔并没有相信,但军士长确实做到了。

那些被选入蓝光的战士们都是经验丰富的战斗骨干。至少有十分之一的人参与过突袭山西战俘营的行动,比如泰尼·杨和弗兰克·罗,或者像洛威尔·斯蒂文斯和拉里·克莱默这样在MACV-SOG干过的老炮。剩下的九成士兵都在越南战场参加过欧米伽计划和三角洲计划(查理·贝克维斯在1965年指挥过三角洲计划),以及西格玛计划。另一名参加过突袭山西战俘营的老兵约翰·沃德,负责蓝光部队的空降分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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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光的营区就设立在莫特湖旁边,刚刚被用作第七特种作战群的隔离设施。在这之前,这个营区的用途取决于你和谁谈论这回事。有人说这是《美国之声》旗下的的传输设施的发电站。还有人说,这里是训练猪湾事件里古巴叛军的地方。不管怎样,这是蓝光部队的新家,美国的第一支反恐部队现在正式成立了。

蓝光部队,美国第一支反恐部队就这样在莫特湖安了家。他们的营区不大,但却物尽其用。这里有四栋大楼,一个作战训练场。据说,蒙特尔从一个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朋友那里为蓝光部队讨到了2.5万美元的资金,但这是他们的全部所得。最终,五角大楼的资金还是一股脑拨给了三角洲部队。除此之外,蓝光部队的队员还发扬了一种久经考验的很特种部队的传统——偷。“我们的一个家伙从宪兵那里偷了一辆吉普车”蓝光部队的军士长大笑着说。当蒙特尔上校来视察的时候,军士长表示这车的来历一切尽在不言中,没必要去刨根问底。

博雅特说:“我们时刻准备好去痛扁坏蛋,时时刻刻关心着任务区的情况,如果有哪些恐怖分子想找不自在,那就放马过来。我们一直在荷枪实弹地备战,把随身的1911手枪的握把保险用胶带粘起来,击锤扳下来,随时准备大干一场。我们这样做持续了很长时间。”

蓝光部队实际上是一个机密项目的代称,并没有真的这么叫过。这遵循了当时使用的非分类命名协定,这个解释也适用于刚才提到的绿光。这类似于特种部队在越南使用的非分类名称——他们在越战中使用了希腊字母来作为计划代号,如西格玛、欧米茄和德尔塔。

蓝光部队约有75人,被分为三个攻击小组,他们的结构仍然是十二人的A类分遣队,只有一个例外。马克·博雅特指挥一支队伍,麦考伊指挥一支队伍,“荷兰人”赫尔曼指挥一支队伍,最后是由罗杰领导的二十四人团队,这支规模稍大的队伍也负责情报收集工作。其中的两支ODA来自第五特种作战群第三营。另外两支队伍分别来自第五特种作战群第一和第二营。蓝光部队内部也编有一个由英格兰军士长率领的狙击手/观察手小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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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CAR-15的图片来自枪炮世界,其实8、90年代SOF用的更多的是MP5那种冲锋枪)

蓝光部队的轻武器室包括了消音型司登冲锋枪、点二二口径手枪、M1911手枪、CAR-15卡宾枪、M14自动步枪和雷明顿700栓动步枪。此外,蓝光部队也有了自己的人工情报和信号情报支援。提姆·凯西上尉是一个35A专家,他在801st MID领导一个小队,而400th SOD负责进行信号情报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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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莫特湖几英里远的木板路上,卫斯理·史蒂文斯和拉里·克莱默军士长帮助构建了所谓的“S&K”区域。蓝光部队营区的边缘实际上穿过了邻近的麦克弗森区域,在地上发现弹片都是很常见的。有一次,罗杰甚至地上看见了一发未爆的装药穿甲炮弹。

史蒂文斯监管搭建了一间由旧轮胎制成的射击屋,这些旧轮胎中间用沙子填充,蓝光部队的成员可以进行现场实弹训练,包括使用手榴弹。由于S&K区域的范围极大,1977年11月蓝光成立后就接触了陆军范围内的若干项目,比如迫击炮和轻武器的射击,或者碎片手榴弹和烟雾弹。与此同时,他们还可以进行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实弹射击练习,比如在接敌时使用的“澳大利亚剥皮”战术。“我们渴望成为最好的自己,上进心是我们奔驰的燃料。”博雅特如此回忆他在莫特湖的时光。

蓝光部队还在短时间内制造了一架泛美航空公司飞机的机身和一辆火车车厢的复制品。他们也采取了一些当时非常小众的项目,突击手互相射击,狙击手会瞄准突击手的头部开火——当然,不见血,信任射击罢了。博雅特回忆说:“那阵子过得很紧凑,我们的M1911手枪因为使用太过度而成批报废,我们每天都要打出五百发子弹,司登冲锋枪也是打这个数。”

在射击室里,他们会先用BB枪射击,然后再换成M1911手枪射击。蓝光部队是首支使用手枪作为进攻武器的部队。当爬上飞机的机翼或进行狭窄空间突击时,蓝光部队会使用M1911的手枪作为他们的主武器。从技术的层面来说,比如快速掏枪射击,进行战斗装弹训练,或者主副武器快速切换射击,凡此种种,在1977年是闻所未闻的。

鲍勃·凯利派到蓝光部队,并担任他们的高级手枪教练。在此之前,他在陆军精确射击队就职。他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射手,但从没有试过快速出枪射击,并且没有练习过快速换弹。

罗杰接受了一些宽松的临时任务,并自掏腰包去接受杰夫·库伯的培训,那是当时唯一一个教授实用射击技巧的地方。学成归来后,罗杰展示了韦弗式射击姿势,而没有采用常见的等腰姿势,他还展示了快速重新装弹的技巧,但这些战术在当时受到了质疑——弹匣里有七发子弹,膛内再加一发,为什么还要重新装填呢?然而,蓝光部队确实确拿走了陆军当年竞赛级弹药的全部储备,让陆军精确射击队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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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武器、弹药和训练设施之后,蓝光部队的队员们就可以拿起武器,穿上他们的装备,然后慢跑到S&K区域,进行一种压力射击训练。此外,他们可以在位于莫特湖的复合区域内定期进行高跳低开训练。

不过,有一个问题,蒙特尔上校给了蓝光部队一面带有非官方徽章的旗帜,但罗杰看了一眼就说:“这太妈的丑了,我是说真的。”它看起来就像一个交叉着骨头的卡通骷髅。罗杰后来去找了蓝光部队内的“知名艺术家”格雷格·戴利,要求他重新设计了一面蓝光部队的队旗。最好找个其他什么东西把那个叉骨骷髅头给去掉,因为这玩意儿看起来就像那个臭名昭着的“党卫军”徽章。

戴利把它换下来,用交叉的箭头代替了交叉的骨头,陆军特种部队佩戴的绿色贝雷帽的帽徽上就有这个设计。头骨被改变了,向侧面倾斜,下面是“Nous Defions”这句格言,大致意思是“我们挺身反抗。”现如今,这个格言和符号在特种部队中被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知道它是由格雷格·戴利和蓝光部队发起的。戴利还设计了高跳低开的技能章,也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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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特湖畔,蓝光部队成立了,并开始了作为临时反恐部队的专项训练,而查理·贝克维斯则利用这两年的时间悉心孕育三角洲部队。蓝光部队接受了清房和创新的精确射击训练,随时处于待命状态,成为美国应对恐怖威胁的出鞘之剑。这是一种新型的战争,陆军第五特种作战群指挥官蒙特尔上校知道,蓝光需要变得更强,需要利用非常规的战术。

有一天,蒙特尔找到了罗杰,告诉他,来自第五特种作战群情报支持部门的一位年轻女士将加入他们的团队。

“我在想战士们该怎么适应这件事?”罗杰问。

“那你是干什么吃的?”上校回答道。

凯蒂·麦克布尔是一名专业军士,是一位情报分析师,大家不要把她与有争议的凯蒂·怀德尔混淆起来。

凯蒂也许是唯一一位曾在特种部队服役的女性。起初,蓝光部队犹豫了,但看到她展示的东西之后,大家都改变了主意。“拥有一个女人是件大事,因为她可以做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她被我们接纳了,她是一个精明的女人。”罗杰说。

“她是我们最宝贵的财产,”蓝光部队的军士长说,“我们都在保护她。例如,我们认为她不喜欢.45口径的手枪,所以我们从军火库中抽调出一支勃朗宁HP作为她的配枪。她也具备高跳低开的资格,她也可以出去作战!”最后,凯蒂并不在乎这种特殊照顾,所以她像其他男人那样,携带着M1911手枪。

凯蒂是一名亚裔,身高在五英尺二英寸到五英尺三英寸之间,但身体素质良好,与男兵一道进行体能训练。厄尔说:“她可以打扮得像个护士,或者随便什么身份,就能潜伏到坏蛋身边而不引起警觉。她是绿扁帽好汉们中的一员。”

尽管特种部队是男性主导的世界,但与其他军事单位相比,绿色贝雷帽确实与女性有着不同的关系,因为他们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的战略情报局。今天,在费耶特维尔的班纳特路上,特种部队协会总部被命名为弗伦奇安非森大楼,以此来纪念法国抵抗运动中的一位勇敢的女士,她在二战期间成为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处的一员。她多次空降到纳粹占领的法国执行情报收集任务,最终被纳粹捕获。

盖世太保对她奸淫折磨无恶不作,直到1945年她才被盟军解救。1977年,就在蓝光部队成立的同一年,这位勇敢的女战士被授予荣誉绿色贝雷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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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1977年,战争形式发生了变化。在苏联和美国之间进行输死较量的冷战时期,各国之间的代理人战争此起彼伏。苏联在越南战争期间秘密派遣军事顾问到北越协助抵抗美军,而美国则在1980年秘密派遣部队去阿富汗支持当地人抵抗苏军,以进行报复。游击战争席卷了第三世界,试图颠覆老一套的殖民体系。此时,叛乱分子正逼近罗得西亚,并在南非西部挑起事端。最新的代理人战争形式,就是恐怖主义。

瓦迪亚·哈达德是当时最危险和最邪恶的恐怖分子之一,策划了无数恐怖行动,包括1970年的劫机事件,并野心勃勃地策划了之后的四起劫机事件。

哈达德曾是乔治·哈巴什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一员,曾与阿拉法特的法塔赫党竞争。在70年代中期,哈巴什开始寻求与阿拉法特达成和解,这在哈达德看来实在太过软弱。然后,哈达德分裂出去,形成了自己的派系——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特别司令部。PFLP被指控从利比亚的卡扎菲上校那里获得资金,而哈达德则在伊拉克的巴格达管理他的恐怖组织。

PFLP-SC是一系列劫持大案的幕后黑手。法国航空公司的一架A-300 B空中客车被一伙跨国恐怖分子劫持,其中包括两名西德人,一名伊朗人,还有一名巴勒斯坦人。他们驾驶飞机飞往乌干达,并按照事先勾结好的约定将人质移交给乌干达军方,这些人质最终于1976年7月被以色列突击队营救。这是一次里程碑事件,迫使美国开始认真对待恐怖主义。

1978年,当哈达德在东德去世时,他的组织分裂成三个派系,在世界各地进行恐怖袭击。在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档案开放后,哈达德与克格勃的暗中勾结的事情也逐渐浮出水面。

如果说那个时代还有哪个恐怖分子像哈达德一样臭名昭着,那就是阿布·尼达尔,他和哈达德一样,从哈巴什的派系中分离出来,创立了阿布·尼达尔组织。尼达尔和他的恐怖组织策划了数十起恐怖袭击事件,从罗马到维也纳,到巴基斯坦,科威特,以及其他地区,到处是他的足迹。他与哈达德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与利比亚独裁者奥马尔·卡扎菲暗中勾结,并把自己的总部设在了伊拉克。在接受明镜新闻周刊的采访时,尼达尔证明自己对戏剧表演相当了解,他说他是“秘密游走的邪恶灵魂,我是邪恶的灵魂,只在夜里四处移动,为他们带来梦魇。”

众所周知,尼达尔与华沙的情报机构有密切的联系。通过波兰和东德的暗中支持,ANO组织从事武器和现金交易,与臭名昭着的信贷和商业国际银行银行有业务往来。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凯西说:“苏联人并不能指挥他,也不能控制他。但是他们用他和他的团队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这些民族解放阵线是典型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组织。他们为各路反抗美国的武装派别提供庇护。这些组织的特点是隐秘的原教旨主义,但是他们把自己当作民族解放组织。”罗杰说,“革命结束后,他们会显露出自己的无耻嘴脸,会开始倾轧其他的民族解放阵线,追根溯源,他们的幕后老板就是华约国家、卡斯特罗和卡扎菲。”

即便像班达尔组织、爱尔兰共和军和赤军旅这样没有宗教信仰纽带的组织,他们也向巴勒斯坦伸出了橄榄枝,以求获得训练和庇护,他们通过策划恐怖袭击来递交投名状。东德的史塔西和保加利亚人也被苏联用作冷战前线的代理人。无独有偶,美国是资本主义霸权国家的代表,而以色列只是它的提线木偶。

现在,苏联打破了代理人战争的均势,蓝光部队正要在大厦将倾时力挽狂澜。

与此同时,查理·贝克维斯正力图让自己的反恐部队形成战斗力。三角洲部队开张时只有三个人:贝克维斯,他的秘书马里昂,以及军士长威廉·格莱姆斯。在搬出烟雾弹山的办公室后,三角洲部队就搬到了布拉格堡的其他地方,最后定在布特纳公路A3275号。贝克维斯在Uwharrie国家森林公园展开了选拔,然后把那些合格的候选人纳入了行动人员训练课程,每周7天,每天15个小时,课程总计776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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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三角洲部队资金充裕,但贝克维斯也知道如何去讨要经费。也许是因为他是绿色贝雷帽出身,他采购了.45口径的M3冲锋枪,还把准星给锯掉了。迈克尔·威宁军士长回忆说:“我们要学会本能射击,贝克维斯老让我们打3x5的卡片,我觉得很可能是因为他讨厌3x5卡片,哈哈。”他曾在驻越南的第99军械分遣队担任爆炸武器技术人员。在服役中断后,他回到陆军,并于1978年接受了三角洲部队的训练,并从行动人员训练课程结业。他作为三角洲部队的行动人员参与了许多行动,如鹰爪行动和紧急狂怒。

在三角洲部队一口气打上半天的枪是很常见的,而单位里的军械师泰瑞·霍尔甚至想出了一个极聪明的点子,他把自行车内胎上的橡胶切下来套到M3冲锋枪的枪机上,消除机械撞击声(译者注:M3是开放式枪机冲锋枪,开膛待击,扣动扳机后枪机向前运动,会有一定的机械撞击声。在此感谢广目无双前辈的细心解答)。

每天早上,贝克维斯会开展“搬砖体能训练”,需要双手各拿一块砖头完成所有项目。士官们拿的都是开孔砖,而军官们拿的都是实心砖。贝克维斯在大学期间曾经是橄榄球运动员,这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训练新队员时他会像个球队教练那样挂着个哨子走来走去。

“我们的机密任务是营救战俘。我们想要成立一支可以执行山西战俘营任务的部队。在那次行动中,他们召集人手,展开培训,排练任务,并最终圆满完成任务。我们希望消除前两个步骤,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我们不知道国土安全的下一个威胁是什么。”

贝克维斯三角洲部队的模式脱胎于英国的特别空勤团,他们的战术也是如此。在这方面,他们的进度领先了蓝光部队。特别空勤团已经在诸如北爱尔兰等城市环境中执行反恐作战任务。快速掏枪射击这种现在看起来很稀松平常的技术,在当时推广得并不好,但特别空勤团早已得心应手。

威宁回忆说:“起初,我们有一个来自第22特别空勤团的人,叫金格尔·弗林,帮助我们完成射击训练计划。弗林教行动人员诸如双连击之类射击技术。然而,在OTC中,行动人员实际上是在自我训练。他们会坐在一起,探讨出他们想要训练的内容,然后枪手会拿上武器去进行射击,EOD会带着简易爆炸装置去训练。他们会练习载具伏击和反劫机,一遍一遍。弄清楚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

“当时,每个人都关心的事情是飞机劫持事件和人质挟持事件,”罗杰说,这侧面反映了蓝光部队的训练,这些任务类型,包括公共汽车劫持案件,才是国家指挥当局最关心的类型,“因为我们专注于最可能发生的主要威胁、目标和人质劫持事件,所以我们没有参加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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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宁说:“我们认为反劫机是我们将来若干任务中很基础的一种。我们去找相关专家来教学,他们教我们有关飞机系统的知识,我们学习各种机场工作、行李搬运、加油、清空厕所、补充飞行物资等等,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行动中伪装成一名机场工人了。”三角洲狙击手还开发了射击飞机驾驶舱舷窗内目标的能力。与此同时,蓝光部队也统合了他们的攻击/情报团队,开发出了一些同样的能力。

蓝光部队的士官杰克·雅科文科回忆说,当时他飞到坦帕机场,和工程师们见面,并学会了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来渗透到他们当中去。

罗杰详细地阐述了蓝光部队的观点:“我们没有机会接触到特别空勤团。由于他们在北爱尔兰执行平叛行动经历了很多事情,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转变了,他们在肯尼亚、亚丁和马来西亚进行过很多次的城市环境反恐作战,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特别空勤团有从枪套中快速抽出半自动手枪射击的意识。特别空勤团最先开发出双连击和改良型等腰三角射击姿势。三角洲早早就开始接触其他任务形式,但在蓝光部队不一样,在进行突击行动之前,它的团队成员得打扮成地面工作人员或机场工作人员去收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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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继续说:“国家指挥当局的主要关注点是大使馆和国内设施、海外基地,或者美籍飞机劫持事件。”三角洲部队和蓝光部队都准备好在严苛的环境中执行任务,但现实情况是,如果总统签署了一项豁免协议,那么这两个部门根本不可能在美国境内执行作战任务。即使恐怖分子在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挟持了人质,也会是由宪兵出面进行包围,然后根据武装部队地位协定,由所在国的反恐部队进行处置。

杰克·雅科文科军士长在第五特种作战群的绿色贝雷帽中以“硬汉”闻名。当被问及雅科文科是什么类型的战士时,前第七特种作战群准尉吉姆·“斯莫基”·韦斯特简单地回答说:“没有废话。”

雅科文科出生在乌克兰的多贝斯省的一个无名村庄,他的母亲是一位煤矿工人,他的家庭则充满了典型的“东欧式”悲剧色彩。

在谈到他的母亲时,雅科文科说,“1933到1934年,当时他16岁,斯大林试图讲饥荒转嫁给乌克兰,就像德国人对犹太人做的那样。”有人为了一块面包说她哥哥有手枪,尽管没有发现手枪,秘密警察还是上门了。他们折磨并杀害了她的家庭。她靠在栅栏上坐在那里,因为饥饿而虚弱得无法站起来,只能眼睁睁看着秘密警察的暴行。两个秘密警察走到她面前,一个人用手枪指着她的头。另一个说:“为什么要浪费子弹?她会被太阳晒死的。”

在秘密警察离开后,她的邻居们才敢走进来,带走了雅科文科的母亲,帮助她恢复健康。1941年,德国入侵乌克兰,之后战败撤退到德国境内。曾与德国人共事的乌克兰人不得不与他们一起撤退,否则将面临清洗。雅科文科说:“我们最终在柏林安顿下来,父亲是一名消防员,母亲在一家工厂缝制德国军队的制服。”

“1945年5月,我们离开了柏林,当时俄罗斯人离我们只有几条街的距离了,如果不跑,死路一条,流放西伯利亚,还是死路一条。"我们最终进入了位于英格兰汉诺威的难民营。父亲于1946年去世,母亲嫁给了我的继父。作为一个完整的家庭,移民到美国是比较容易的。我们于1950年11月到达美国。”

在爱达荷州的一个农场工作一段时间后,雅科文科搬到了新泽西的泽西城,在那里他随即辍学,并试图参军。但他被拒绝了,因为他年纪太小,而不是美国公民。1958年,他志愿入伍,并于1961年成为美国公民。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他随第82空降师被派遣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当他回国后,他自愿前往越南战场,并于1966年1月的时候抵达,雅科文科先在步兵部队中服役,后来加入了远距离侦察巡逻队。他负责一支六人巡逻队,并经历了很多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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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美国后,他志愿参加了特种部队,并于1968年6月在SFQC结业。他再次自愿前往越南服役,然后志愿参加了1970年的突袭山西战俘营行动。可以说,雅科文科的作战经验极其丰富,但像他这样的狠角色,第五特种作战群还有很多。他和其他越战时期的老兵一起驻扎在烟雾弹山。

1973年,雅科文科被派到莫特湖,当时那里是绿色贝雷帽的一个隔离设施,负责任务参谋工作。

这个特别的任务是渗透到伊朗,恢复中央情报局在边境安装的敏感监视设备。美国国务院的一名简报员对绿色贝雷帽表示,苏联特种部队也正盯着这项任务。冷战对峙的阴云笼罩着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和苏联特种部队,两者之间的直接较量不是没可能发生。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国务院的简报员告诉绿色贝雷帽们,如果他们与苏联特种部队交火,必要时须杀死伤员,不留活口。雅科文科冷嘲热讽道:“我当时问,没准苏联人现在也在做简报,并被告知不要抛弃任何战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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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任务最终被取消了,苏联人夺取了一些中央情报局当时最先进的窃听设备。在1977年哈乃斐人质劫持事件中,雅科文科与特种部队的战友们被紧急组织起来,准备随时开展人质营救行动。

蒙特尔上校显然很想把雅科文科拉到蓝光部队,所以当雅科文科要求他的整个ODA要和他一起调进这个部门时,他的请求被批准了。然后,雅科文科担任突击分队的带队士官,他的队员担任突击手。

“蓝光部队已经准备好执行全天候全地域任务,只要美国有哪里发现威胁,我们就会过去。而那时三角洲部队仍然在选拔和培训。”他这么解释当时两支部队的情境。

肯尼·麦克穆林是蓝光部队的另一名士官。就像雅科文科一样,他也参加了山西战俘营行动,他在战争期间曾在泰国服役,并进行了伞降作战行动。

“所有人都知道,我爸爸喜欢阅读,而且从不停止精进他的技艺。他的书架上摆满了军事史,但我知道他最珍爱的书是关于他的朋友们的,你们中的许多人,今天都在这里。每一本书他都做了笔记,每一本书都标记了最喜欢的页面和段落。”他的儿子史蒂文·麦克穆林在父亲去世后的追悼仪式上说。

罗杰记得麦克穆林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真正理解业务之间的细微差别。”他不仅仅了解侦察作战,还通晓非常规作战和非常规战的理论,恐怖主义和革命战争的理论。麦克穆林离开蓝光部队之后继续服役,他之后在第七特种作战群担任连军士长,在第三特种作战群担任营军士长。

蓝光部队和三角洲部队也都在忙于与外国反恐部队进行切磋交流,以制定战术并改进他们的策略。德国边防第九大队也派了人来到莫特湖,比如魏格纳上校,他就曾在索马里的机场成功解救了70名人质。“他喜欢我们所做的事情,并提出了一些建议,”蓝光部队的军士长说道。

以色列特种作战部队的一名将军也来到了蓝光部队的驻地。他对绿色贝雷帽说:“要随时注意部队的动态,你们反恐部队每天都在训练,但你必须谨慎一些。在以色列,我们有时把反恐部队轮换到警察部队,这样战士们就可以有一个恢复期,因为紧张的训练和不断的拉警报会给那些基层的军官和战士带来很大的压力。”不幸的是,美国陆军并没有那么奢侈,蓝光部队还是得连轴转。

三角洲部队则经常向兄弟单位寻求建议。“根据我的观察,当时还没有完全体的反恐部队。反恐部队这个概念也包含了人质营救的能力。反恐能力的达成是该部队正式成军的标志,但最初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为了追猎恐怖分子。德国边防第九大队、英国特别空勤团和法国宪兵特勤队曾与如赤军、PLO、北爱尔兰共和军等活跃的恐怖组织交过手,我们得到了他们和其他组织的帮助。我们参加了特殊学校的训练,并获得了技术专家的支持,并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我们在内部开发的东西。”吉姆说,他在早年加入了三角洲部队,后来成为了一名中队指挥官。

“很多东西都没有落地。目标分析、任务分析、情报整合,而且你必须有独立情报分析能力的自觉,然后你才可以部署到一个危机现场,”吉姆说。这与贝克维斯的观点相吻合:“我在特别空勤团学到了一点。他们教会我,如果我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么我最好有自己的团队。当你的性命与战士的性命都紧密相连时,你就不需要依赖那些不知根知底的陌生人了。”

“包括我们的情报机构在内,没有哪个单位具备我们当时开发出来的特殊技能。”吉姆说的是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

蓝光部队与游骑兵营一道参加了由REDCOM的工作人员管理的一系列主要训练演习,这些演习被称为CT-EDRE。这些训练任务在美国各地展开,其中一些目标区域内包括多个目标,但所有这些演习都是围绕着反劫机展开的,因为这是当时美国面临的最大的恐怖威胁——至少那些制定策略的高层这么想。

使用的战术模板是一个营的游骑兵静态伞降进入作战区域,并在目标飞机周围悄无声息地形成一个安全警戒线。然后,蓝光部队将会在目标区域上空进行高跳低开,并在游骑兵设立的警戒范围内降落。

REDCOM指挥官亨尼西将军给了他的工作人员一个指示——对所有的飞机劫持事件进行全面的研究,尤其是在1970年的PLO飞机劫持事件。另一项案例研究是1978年5月法国外籍军团和比利时伞降突击队在扎伊尔进行的救援行动,在为期7天的枪战中,共计2250名外籍人士被成功解救。

同年二月,在塞浦路斯,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飞机。埃及的突击队试图对这架飞机发起突袭,但遭到了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的猛烈攻击。REDCOM的分析是:“埃及方面图有情绪,而没有逻辑和良好的计划”,而塞浦路斯当局对PLO抱有同情,以至于他们派国民警卫队悄悄埋伏到到隐蔽的位置,埃及人一介入就开始动手。这架飞机的尾数是777,后来成为埃及军方创建的反恐部队的编号,以示知耻而后勇。

其中一次CT-EDRE在内华达州的印第安斯普林斯举行,马克·博雅特和他的战友在那里执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夜间高跳低开行动,这意味着C-130一次性投放了25名伞兵。在准备练习时,一名特种部队士兵表达了怀疑的态度:“这是行不通的。”

蒙特尔上校只是对他笑了笑,回答说:“想赌钱吗?”

蒙特尔对他的绿色贝雷帽们有着极大的信心,他对他们报以特殊信任,这反过来又激发了部下对他的忠诚。

由韦恩·唐宁中校率领的游骑兵团第二营首先投入演习,在黑暗中安静快速地通过,游骑兵走了几英里,然后在目标飞机周围形成了一个甜甜圈状的安全圈。游骑兵团第二营的游骑兵表现出了巨大的耐心,其中一名队员甚至在腿部骨折的情况下抵达了目标区域。随后,25名蓝光部队的人员伞降进入目标区域,引导着他们的MC-3降落伞抵达安全位置,然后准备拿下目标飞机。他们穿上了网球鞋——当他们从飞机的机翼上爬上去时,穿这种鞋既不会滑动,也不会发出太多的噪音。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用的真正的波音727或737来作为辅助训练设备,所以不允许发生爆炸事故,更不要提那些刚刚开发的技术。

在莫特湖后面,特种部队的士兵们将自由落体跳伞排练得炉火纯青,

与之相矛盾的是,当时的广泛流传的看法是高跳低开是一种不可靠的兵力投送方式,因为落点很难保持紧密或者很难降落在一片狭小的区域内。

另一项训练任务是在夏威夷的一个小岛上进行,蓝光部队降落在小岛机场的跑道上,然后步行接近“恐怖分子”劫持的那架波音707飞机上面。蓝光部队带着梯子爬进机身,潜入飞机后部,迅速夺取了整架飞机的控制权。其中一名士官随后启动了舱门的紧急充气式疏散滑梯,让人质们迅速滑出,成功撤离目标飞机。

一直有一种传言,说蓝光部队和三角洲部队是相互竞争的关系,赢家会成为陆军永久的反恐国家队..........其实不然,因为蓝光部队一开始的定位就是一个过渡单位,也从来没有超出过这个范围。然而,在他们的验证过程中还有另一个有趣的记录,那就是三角洲部队去到了蓝光部队的训练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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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三角洲部队的训练照片,当时在美军中也只有他们会进行这类室内近战和拯救人质的训练)

蓝光部队和三角洲部队的射击训练项目和档期多有重合,这让一些人满心热望地去证明谁才配成为陆军的“梦之队”。当时还没有应用于射击训练的数据,因为与反恐相关的新射击技术方法仍处于初级阶段。射击时,多快算快?多准算准?当然,你需要比敌人更快,但是底线在哪里呢?怎么样才是正确的?

陆军需要设计他们的任务、条件和反恐行动的标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同一个月内用同样的距离测试了蓝光部队和三角洲部队的射击,为的就是确定标准。毕竟,蓝光部队和三角洲部队的基础兵源都是绿色贝雷帽——一开始三角洲部队只有一到两名游骑兵。

与此同时,查理·贝克维斯在试图让三角洲部队走上正轨的时候也感到了一些压力。他试图通过选拔课程来招人,但游骑兵不允许自己的人来参加。此时,贝克维斯和迈克穆尔将军之间的关系也亮起了红灯。1978年1月,贝克维斯这样认为,迈克穆尔将军开始将本属于三角洲部队的影响力和资源投到蓝光部队身上。

第五特种作战群里的气氛空前沉重,贝克维斯上校和蒙特尔上校颇为对立。他们在如何招收成员方面分歧巨大,蒙特尔倾向于找那些以前的老兵,战斗骨干,“老伙计们”。而贝克维斯则青睐特别空勤团的模式,设立一个选拔的过程,用它来识别出那些最适合战场的人和能够独立族战的人。在贝克维斯看来,蒙特尔的想法是这样的:“三角洲部队确实属于绿色贝雷帽系统,但贝克维斯不希望一直待在那里。绿色贝雷帽系统里有一支蓝光部队就够了,不信的话真刀真枪拉出去溜溜。”

而蓝光部队也确实这么做了。蓝光部队为贵宾和访客举行了无数的演示,包括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中情局局长斯坦福·特纳、交通管理局局长、几名将军和材料·贝克维斯本人。当陆军参谋长伯纳德·罗杰斯将军来视察蓝光部队时,他们让他站在一辆卡车的平板上,握住栏杆,两名狙击手在300米开外的地方射击,将军两侧装满红色饮料的气球应声爆炸。

“什么! ?”将军惊叫着,一下子跳了下来。

“那些是我们的狙击手,您大可以放心,弹着点在您头顶大约四英寸高的地方”蓝光部队的军士长如此解释。其实,实际距离可能让将军更难接受,但是军士长还是传达了自己的观点。

蓝光部队的战士们也进行了射击演练。他们在模拟城市环境的建筑立面中搭建模拟建筑和仓库。纸板靶会在窗户和门里不时闪现,蓝光部队的突击手必须用他们的1911手枪射击靶子。其他时候,他们会在建筑内设置标靶,其中一些是模拟人质,另一些则模拟持有枪支的恐怖分子。然后的剧情就是蓝光部队旋风扫落叶般地冲进去把所有假想敌放倒。

1978年7月,“巴基”·布罗斯少校将他的三角洲中队一分为二,分头行动。巴基曾在越南服役,并在贝克维斯的要求下参加了特别空勤团的选拔。第一支小队出发去进行飞机人质营救演习,第二支小队被派去突袭一座大楼,营救被“恐怖分子”劫持的人质。这次行动至关重要,因为这是关于三角洲部队的最后一次验证行动。三角洲部队在凌晨四点对两个目标同时发起攻击。

第一小队悄悄接近了退役的国民警卫队第121号飞机始,潜入了事先准备要突破的两个舱口。他们将接触头带有软垫的梯子轻轻地靠在机身上........“砰”,两扇舱门都被炸飞,三角洲队员龙卷风般冲进去拿下了飞机。与此同时,第二小队打破了目标建筑的窗户,用钢管清理周边残留的玻璃,然后突入进去了。击毙恐怖分子,解救人质,整个过程耗时七秒。

还有一些问题需要验证,军队不知道如何评估反恐行动,但三角洲通过了测试,而且有迈克穆尔将军和后来升任陆军副参谋长的迈耶将军举荐,所以,尘埃落定。

“在我们通过评估之后,蓝光部队似乎是多余的。三角洲部队填补了这一空白,我们可以上岗战备值班。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随时准备去解决。”贝克维斯说。迈耶将军同意了,蓝光部队随即被裁撤。

1978年8月,蒙特尔上校在此把蓝光部队的军士长叫进了办公室。

上校说:“我想让你们把所有的人都带到三角洲部队去做一次简报。”

“他们不想去,”蓝光部队的高级士官回答说。

“我们被告知,我们要与查理贝克上校举行一次强制性会面,”杰克·雅科文科回忆说,“五十人参加。”

另一些人写道,蓝光部队和三角洲部队之间简直不共戴天,但在这一问题上只要看得更深一些,就会知道,这不是两个单位之间得嫌隙,而是在蓝光部队和查理·贝克维斯的私人恩怨。为了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存在,我们就不得不追溯到1965年,当时贝克维斯是三角洲计划B52分遣队的指挥官,注意,三角洲计划和三角洲部队不是一个概念。

1965年,越南芽庄

“我们在这打的到底是什么他娘的仗?”查理·贝克维斯少校开着车从芽庄街头驶过,这时他刚刚被任命为三角洲计划的指挥官。他的士兵们整个周末都厮混在镇上,在海滩上,在酒吧里,“把他们的XXX到越南妞身上”。愤怒的贝克维斯抓住了一名三角洲计划的中士,并告诉他把所有人都叫到营房集中。

他给他们读了行动纲领,随后强调他们到这里来是作战的,想发财的,滚蛋!不接受这一套的,滚蛋!原先他在三角洲计划中分到的三十名手下很受长官的这番话触动,然后一口气走了二十三个。大家对他的评价没有“还好”“还行”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要么喜欢这个人,要么讨厌这个人。这很大程度上与他在进攻时的攻击性有关,这种风格被一些人认为是很鲁莽和很自我的。

为了招募更多的人来填补空缺,贝克维斯写了一份招聘书,上面写着:

志愿参加三角洲计划的人,我们保证会给你发一枚勋章,或者发一条裹尸袋,或者两个都发。

贝克维斯将于1966年指挥该部队在老挝山谷执行侦察任务,行动代号“粉碎机”。然后就遭遇了三角洲计划中最惨的一次战斗。在这次行动中,有七名特种部队队员阵亡。贝克维斯决定乘坐直升机飞到山谷中,他相信如果他亲临前线,就会激励第一骑兵师提供本该提供的支援。

由于云层覆盖,直升机被迫低空飞行,这使直升机成了个活靶子。几乎是一瞬间,大口径机枪的子弹击穿直升机,打进贝克维斯的腹部,然后从另一边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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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维斯随后被紧急后撤,并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过来。因为贝克维斯主导的三角洲计划导致了很多绿色贝雷帽的伤亡,许多特种部队士兵对他怀恨在心,1977年,他们带着这份恨意走进了蓝光部队。一名曾在越南参加过三角洲计划之后又参加三角洲部队的绿色贝雷帽说:“莫特湖上的传言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假的,但我不能从个人认知方面去证实任何事情。”

他说,当谈到许多绿色贝雷帽对贝克维斯的看法时,他说:“有些人说,他们不应该去老挝执行任务,因为天气不好。但作为军人,有时你必须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三角洲计划里也有一些绿色贝雷帽指责贝克维斯在老挝的一次行动中损失很多部下。他的个性和好斗的本性也树敌不少。”

1978年8月,布拉格堡

贝克维斯上校站起来,开始给那些蓝光部队的人做招聘演讲。雅科文科说:“贝克维斯给了我们加入三角洲部队的机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同意加入。”一切似乎都进展得很好,直到他告诉蓝光部队的越南老兵,如果他们想成为三角洲部队的成员,他们将必须参加三角洲部队的选拔和评估课程。这引起了老兵们的一阵骚动——贝克维斯算老几?一群在越南战争中战斗和流血的真汉子谁要他去评估?

蓝光部队的一名士官也是这么直接问贝克维斯的。贝克维斯回答说:“我们必须知道,当你要杀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不会临阵退缩。”用这话来回复一群百战余生的绿色贝雷帽可就大错特错了。许多蓝光部队士官的态度是,你知道我在哪里,你知道我做了什么,为什么需要评估我?

此外,蓝光部队也有一些人跟贝克维斯一起在三角洲计划服役过,只要贝克维斯在三角洲部队待一天,他们就不会加入三角洲部队。

蓝光部队的另一名士官,碰巧是一名MACV-SOG的老兵,站起来问贝克维斯:“你把这个单位叫做陆军特种部队第一D类分遣队,哪种?在越南被你毁掉的那种?”简报的情况并没有贝克维斯所希望的那么好。然后,贝克维斯把他们带到了别的地方,向他们展示了一些东西,然后蓝光部队的人就离开了。在这次简报当中,没有人自愿参加三角洲部队的选拔。

有几本已出版的书这么说,蓝光从来没有被邀请到三角洲部队的驻地,也从来没有蓝光部队成员在三角洲部队服务过。全都是扯淡,正如你所看到的,贝克维斯确实邀请了所有的蓝光部队成员来三角洲部队——虽然他在过程当中的表现显得不是很机智。顺藤摸瓜,可以查证至少有四名蓝光部队成员曾在三角洲部队服役。

1978年8月,蓝光部队撤编。

蓝光部队已经成为历史,三角洲部队则继续训练,以应对全球恐怖主义威胁。1979年11月,伊朗学生闯入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扣押了在那里工作的美国人,引发了一场持续444天的人质危机。对三角洲部队来说,人质劫持事件的高潮——鹰爪行动的失败,是对美国反恐努力的又一次毁灭性打击。

回到第五特种作战群之后,蓝光部队的成员们有点失望。回想起他在蓝光部队的经历,该部队的军士长感慨万千:“这很有趣,但让人沮丧的是我们被告知——我们不再需要你了。”然而,陆军特种部队并没有完全退出反恐战争。在莫特湖,第五特种作战群开设的新课程被称为特别行动训练,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恐课程,而是一门高阶武器课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第五特种作战群运营,但后来被特种部队学校——肯尼迪特种作战中心所吸收。蒙特尔上校说:“我们试图让蓝光部队所开发的经验经世致用,这是基于山西战俘营突袭的经验教训。”

指挥官们很需要地区级的应急反应部队,在关键时刻需要一群战士力挽狂澜,蓝光部队的身影开始在后来的绿色贝雷帽们身上浮现。

第十特种作战群的一个ODA被派遣到德国,在他们的正常责任的基础上执行反恐任务,也负责在在苏联人入侵西欧的时候,在敌人后方进行非常规战。后来,驻扎在巴拿马的第特种作战群第一营C连,以及驻扎在冲绳的第一特种作战群也接受了类似的处突任务。今天,每一个特种作战群都有专门指派来执行强袭任务的连队,叫做指挥官处突反应连,用来执行反恐任务。

查理·贝克维斯上校和鲍勃·蒙特尔上校在军队中可能是对手,但两名军官都给今天的特种作战单位留下了一份强劲有力的遗产,并赋予了美国一种非常强大的反恐能力。

多年来,恐怖主义发生了进化,反恐部队不得不随之适应。“现在几乎已经没有飞机劫持事件发生了,”罗杰说,“各国政府在预防方面做得更好。就像任何一个优秀的游击队员一样,你我都受过训练,知道改变战术,随机应变。”他指的是特种部队训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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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部队前中队指挥官吉姆保留意见,他说:“西方世界对预测未来的恐怖主义行动有一定的了解,但我们很少有成功。敌人有时间,有潜在的目标,有攻击的手段,他们以暗击明,有巨大的优势。一些新兴组织会模仿其他组织的行动,所以过去的案件可能会以类似的方式重演,例如,三角洲部队和第二十二特别空勤团的指挥官曾说过,我们应该放弃反劫机方面的训练,因为世道变了,安检技术成熟,没有那么多的劫机事件了。恐怖分子将恐怖活动作为政治筹码,不同的恐怖组织处于不同的成熟度等级,然而,恐怖组织并没有同时出现,也没有在相同的条件下出现。不同的团队拥有不同的受众、不同的目标,并且在组织成熟度方面没有达到相同的水平。新兴集团可能会效仿前人的做法,并转变为类似的行动。最近发生在亚洲的一些飞机劫持事件,比70年代在中东发生的同类事情要复杂的多。一天的训练国后,我们习惯于坐在那里,对技术、设备和相关事宜进行公开讨论。我们还会喝一杯冰啤酒,然后猜测那些坏家伙们接下来会做什么。我们制定了应对这些潜在威胁的策略,也会针对以前没有发生过也没有讨论过的事情制定一些针对计划。”

三角洲部队则继续发展,并没有跟在英国特种作战部队后面亦步亦趋,而是成为了具备美国特色的独立的特种部队,与战略情报局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并超越英国人,引领全世界反恐部队的潮流。不过,英国特种部队的影响力一直都在那里,这主要是由于贝克维斯的影响。

贝克维斯相信大男孩的规则和个人的自律,这是他在交换到特别空勤团的时候学到的。“他在那里学到了很多,”吉姆说,“我们在场地里进行了很多实弹训练。三角洲部队的行动人员们会随时荷枪实弹地进出部队大楼,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但如果你意外走火,当天就收拾东西走人。”

“我们用内部的昵称和呼号来称呼,而不是军衔。然而,即使在作战单位中并没有像普通单位那样用军衔和姓名来彼此称呼,我从来没有看到三角洲部队枉顾内部规程,因为三角洲部队已经把它刻在了心里。我们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并提出解决每个人问题的方法。一些主要的改进是由最基层的人员提出的,他们是最硬核的专业人士。选拔就是一个不断剔除我们不需要的人的过程,而他们都通过了。我们在全陆军范围进行招募(也有一些例外,也曾有海豹六队和海军陆战队的人加入过三角洲部队),所以这些志愿者带来了很多非绿色贝雷帽独有的技能。就我所知,蓝光部队的兵员全部来自绿色贝雷帽,对于这种类型的单位来说,直接去找参战的战斗骨干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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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确如此,但也许这么做不一定合适,贝克维斯用理念将三角洲部队锻造成金字塔的塔尖,而蒙特尔则依靠信念获得了部下的尊重和忠诚。

也许这就是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也是为什么对于许多已经退休的绿色贝雷帽来说这个问题仍然牵扯到方方面面的情感。贝克维斯是一个评价两极分化的人物,但他通过强硬的手段和坚定傲慢的态度来推动了现代美国特种部队的诞生,并通过五角大楼这种可疑的官僚机构创建出了一个专门的反恐部门。人们未必喜爱他,但人们都认可他做的必为之事。澎湃的激情和不竭的动力是他深入骨髓的两个特质。威宁说:“像贝克维斯上校这样的人,他唯一要做的和想做的就是让这支部队腾飞,当然,他也树敌无数。”

2015年10月22日,三角洲部队在伊拉克哈维贾执行了一项人质营救任务,与库尔德人合作,一起袭击了ISIS的黑牢,并找到了70名库尔德“自由战士”和“平民囚犯”,本来这些人命不久矣。不幸的是,一个名叫约书亚·惠勒的三角洲队员在这次任务中阵亡。三角洲部队的这一行动完全符合查理·贝克维斯在四十年前所设想的外科手术式作战,干净利落地营救战俘。

2016年,第五特种作战群又换回了他们在越南战争中用的帽徽。这表明第五特种作战群并没有忘记它的根源,今天的特种部队士兵站在了许多在越南服役的战士的肩膀上——尤其是那些把一切都奉献给了他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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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蓝光部队留下的宝贵遗产还惠及后世,但它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在一些小众的书中也没有被记录下来。美国感谢蓝光部队,他们是美国的第一个反恐单位,是当时唯一的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与对美国国家利益和公民造成威胁的恐怖分子作战的部队。蓝光部队向后来者展示了前进的道路,一种反击恐怖主义的方式,并制定了革命性的战术、技术和程序,这些宝贵财产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对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这些事件至关重要。

“你知道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吗?”罗杰反问道,“不是任务失败,也不是那样糟糕。”最糟糕的事情是,如果我们太胆小,甚至不去尝试,一切都不会像今天这样,我们也许走不到这么远。感谢蒙特尔上校和贝克维斯上校的远见卓识,今天的美国人民知道,他们的军队将在最黑暗的时刻站在他们身后,我们绝不会坐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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